你的位置：中国(九游会)官方网站 > 新闻中心 >
发布日期：2024-07-19 05:55 点击次数：150
张隆溪讲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第十一章From Ouyang Xiu to Su Shi:The Splendor of Northern Song Literature磋议的是北宋的文学。此章分七个末节，仅苏轼（1037-1101）一东谈主就占了四节 (p.217-p.228)，由此可见，苏轼的重量非轻。
在Su Shi: The Great Literary Genius这节中（p.217-p.219），张讲授讲述了苏轼生平第一个大逶迤：身陷 the “Crow Terrace Poetry Case”之中, 险些丢掉人命。“Crow Terrace Poetry Case”即是乌台诗案。
笔者手边各式文学史文章（刘大杰本、游国恩主编本、北大袁行霈主编本、复旦章骆主编本、台大王国璎本）都莫得详谈乌台诗案，而张隆溪讲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花了轻便一页的篇幅讲述诗案始末。
这是十分尽头的设立(emplotment)，令东谈专揽想起历史编纂中的纪事本末体（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七章“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第三节“以事为纲之纪事本末”)。
不外，在磋议乌台诗案的时候，张讲授纠合磋议一首诗，他说：this poemalmost costed Su Shi his life……。这句话引起了笔者的瞩目。所谓this poem, 指苏轼一首咏桧诗。
由于张讲授莫得附上汉语原作，笔者意思意思心起：苏轼因为哪一首诗险些丧命？为什么香港城市大学郑培凯讲授讲述这乌台诗案时却说“〔苏轼〕写了一篇谢表，险些杀头……”？（郑培凯《几度斜晖苏东坡》，中华书局2022年版,页139）。
“一首诗”？“一篇谢表”？张、郑两家各执一词。
“乌台诗案”是一诗之案？?
张讲授似乎认定乌台诗案是因苏轼的一首咏桧诗而触发的，关键在那首咏桧诗中末行写“蛰龙”（the lurking dragon）:
Awe-inspiring they stand one facing the other,
Their trunks rise up to touch clouds in the sky.
Their roots reach the nether world, never bend or twist,
Known only to the lurking dragon that underground lies.
张讲授这本文学汗青上莫得汉字，是以，笔者发轫不知谈上头所引四行的汉语原作是如何的。翻查手边各式文学汗青，也看不到苏轼的咏桧之作。
自后在磋议笔墨狱的专书中笔者看到汉语原作诗题应该是《王复秀才所居双桧》(［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卷八)，其内文如下：
凛然相对敢相欺？
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
世间唯有蛰龙知。
( 王水照《苏轼硏究》，1999年，页375。)
有东谈主向宋神宗告讦，上引诗行末句中的“蛰龙”(the lurking dragon)反馈作家不敬宋神宗。据张讲授的请问: he said the “lurking dragon” Su Shi wrote abou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him.这里, he 即是宋神宗（1048 年－1085 年，1067 年－1085 年在位）。
换言之，宋神宗觉得苏轼所写“蛰龙”和我方无关。所谓“had nothing to do with him”意即“何预朕事？”。宋神宗的原话是：“诗东谈主之词，安可如斯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然而，张讲授接下来却说 Eventually, though Su Shi escaped the death penalty,he was convicted…。所谓he was convicted，意思是，苏轼罪名设立。
到底，苏轼的咏桧诗有莫得冒犯天子？如果苏诗“蛰龙”与宋神宗无关，如何令苏轼罪名设立？
宋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二记录：
元丰中，轼系御史狱，上本不测深罪之。宰臣王圭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因何知之?”。圭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飞龙在天，轼以为不心腹，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诗东谈主之词，安可如斯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圭语塞。章惇亦从旁解之曰：“龙者，非独东谈主君，东谈主臣俱不错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东谈主君也?”(《钦定四库全书》)
这故事被杨仲良编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二。
既然此诗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不臣”之说，也曾被宋神宗狡赖了，奈何可能出现this poemalmost costed Su Shi his life... (p.218) 的场地? 这不是首尾乖互吗？
实质情况应该是: this poem 莫得杀伤力，因为宋神宗不信苏轼犯欺君之罪。因此，张讲授认定的 The absurdity and virulence of 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被宋神宗一笔抹摋。
总而言之，张讲授虽然用了一整页的篇幅派遣“乌台诗案”的始末，但是，此页的内容前后若干有点彼此矛盾（前边说：咏桧诗蛰龙与天子无关；背面说：苏轼险些因咏桧诗而丢掉人命），令东谈主看了顿感丈八金刚摸不着脑袋。
关键是：“乌台诗案”毫不是一诗之案。
张讲授书中把此案说成this poemalmost costed Su Shi his life..., 这句话，过度强调this poem 的份量。
张讲授是不是将“乌台诗案”的肇因归于咏桧诗，是不是有所本、有出处？如果有出处，那么，也许是其源泉本人已犯错，误导了张讲授。也即是说：错不在张讲授。
然而，张讲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全书都不附凝视，因此，读者必须自行考验书中说法的来历。
近八十年出书的文学汗青有莫得哪本有概要《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咱们不错造访一下。
其他文学汗青中如何对待“乌台诗案”?
民国时代，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十九章“苏轼与北宋词东谈主”、第二十一章第二节都磋议苏轼：苏轼“早年因与王安石认识不对，时受灾荒，后因诗谤之嫌……”(古典文学出书社1958年版，中册页241)。可见，此案莫得引起刘大杰的心疼，连“乌台”都没提。
游国恩等东谈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五编“宋代文学”第三章“苏轼”写苏轼“因作诗讪笑新法，被逮下狱……”。此书莫得说起诗题。
北京大学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册第89页只用了一个凝视就派遣“乌台诗案”。这凝视阐明: “乌台诗案”是因为“苏轼在湖州任上以诗文讪谤新政”。焦点不在宋神宗身上，而是在“新政”上。
复旦大学章骆主编本《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卷第六章只消一句：“以在诗文中挫折新法的罪名，被新党逮捕下狱，这即是闻名的‘乌台诗案’。”（页241）。所谓“新法”，指王安石主握的变法。
可见，章骆主编本亦然以“苏轼挫折新法”为事件的中枢，而不是苏轼诗中the “lurking dragon”引出了解释纷争。
苏轼被归入旧党，名列“元佑奸党碑”（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过甚周围士医生的文学》，上海古籍出书社，页152）。
总之，以上所论四本文学史都莫得记录苏轼《王复秀材所居双桧》招来笔墨祸。台湾出书的文学汗青又如何？有详写“乌台诗案”吗？台大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纠正版》只说苏轼卷入党争（上册，页524）。
张讲授在通史中既然特标苏轼之诗案，则此事应为重中之重？咱们也看得细少量。
咏桧诗的“蛰龙”险些取东坡之命，是确凿吗？
对于咏桧诗“蛰龙”故事，还有一条“尾巴”。据胡仔（1110-1170）《苕溪渔隐丛话》，苏轼借“龙”戏弄了新党，以彼之谈还施彼身。
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记录，元丰二年八月苏轼因御史歪曲被捕坐牢后，狱吏想利用《王复秀材所居双桧》作念文章，在审问时迫问：“‘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有无讪笑？”
苏轼请问得很妙，他援用了王安石的《偶题》：“山腰有水千年润，石眼泉无一日干。天地黎民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 (王安石《临川集》卷三十)，宣称我方的“蛰龙”即是王安石笔下的“蟠龙”(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见周紫芝《诗谳》，页4﹔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台北联经，2020年，第五章第九节)。
王安石在《偶题》中说蟠龙不救黎民，却于山间吐泉。苏、王两首诗比肩，苏轼“蛰龙”如果是不敬皇上，那么，王安石笔下的“蟠龙”岂不是在指斥皇上不救黎民？
苏轼宣称“蛰龙”即是王安石笔下的“蟠龙”这个小故事，仅仅听说、轶闻之类，其实在性成疑，然而，其中的“(龙的隐射)逻辑”颇为危急，足以诛连以龙入诗的东谈主，天然也可能会伤及写“蟠龙”诗的王安石。
如果“乌台诗案”是由《王复秀材所居双桧》而起，那么，说this poem almost costed Su Shi his life…也还说得通。问题是：“乌台诗案”不是由《王复秀材所居双桧》“蛰龙案”触发的。
“乌台诗案”由《湖州谢上表》触发
“乌台诗案”的触发点，应该不是一首诗，而是苏轼的《湖州谢上表》。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按照北宋官场端正，苏轼必须上表谢恩。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发了几句沮丧：“陛下知其愚不当令，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滋事，或可牧养小民。”（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东谈主民文学出书社2001年版，页45。）
“新进”和“滋事”两个词，是朝廷保守派（旧党）奚落王安石更正派的用语：司马光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其中攻讦王安石变法是“滋事”；苏轼在《上神宗天子书》中，把王安石晋升的年青官员称为“新进”（一又九万《东坡乌台诗案》，页25)。
监察御史里行舒亶（1041－1103）收拢苏轼谢表的用语，标谤：“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格式之言，流俗翕然争相歌咏。志义之士，无不愤惋。”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亦然据谢表发难。
国子博士李宜之指控苏轼：“教天地之东谈主，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御史中丞李定（1020-1087）指控苏轼“讪上骂下”，比肩出四层次由阐明应该对苏轼处以极刑。四层次由即是四罪：一、独断专行，其恶已著；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四、责难朝廷，怨己毋庸。请瞩目：是责难朝廷，不是责难朝廷陛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一又九万《东坡乌台诗案》页3)。
舒亶从《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1078年) 找出几首诗，掀翻对苏轼的挫折：“……另有企图，怨望其上，讪讟〔渎〕缅怀，而无复东谈主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穷人，则曰‘取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念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见宋一又九万《东坡乌台诗案》页2)。
舒亶还将征集到的三卷苏轼诗集附上。请瞩目：是诗集，不是一首诗。舒亶列举苏轼诗句，是不是都针对王安石的新法？舒亶有莫得曲解诗篇诗句的作意？会不会落入the intentional fallacy之中？（对于the intentional fallacy, 请参看William K. Wimsatt & Monroe C. Beardsley的著述。）
从一又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和周紫芝《诗谳》可知，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到京都，八月下旬就磋议他旧作的本意。九月、十月间，审查苏轼与他东谈主交游的笔墨，举例苏轼写了《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第一首如下:
佳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陈前漫住持，玉食惨无光。大哉天宇间，好意思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慍，偷偷徒自傷。
（陈新雄《东坡诗选析》，五南典籍2003年版，页3）
“全生依路傍”可能是说我方（苏轼）东谈主微言轻、不受心疼。终末两句“纷繁不足愠，偷偷徒自伤”化用《诗经・邶风・柏舟》的诗句。《邶风・柏舟》第四章：
忧心偷偷，愠于羣小。
觏闵既多，受侮不少。
静言念念之，寤辟有摽。
两诗对照，可见苏诗“纷繁不足愠，偷偷徒自伤”的“偷偷”和“愠”的下文即是“群小”。
天然，“群小”莫得在诗中出现（仅仅隐身在“偷偷”和“愠”之后）。“纷繁”指“东谈主多势众”，呼应来源“稂莠登我场”。“稂莠”是什么？莠，狗尾草；稂属莠类。二者皆形似禾苗而无实，是有损于禾苗助长的野草。“稂莠登场”相对于“我”无藏身之地。
《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有无刺意？苏轼承认此诗讪笑新法党徒。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苏轼又供出《开运盐河》是讪笑朝廷“非农事而役农民”(涂好意思云《北宋党争与文祸、学禁之关系研究》，万卷楼典籍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页53﹔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台北联经2020年版，第五章第四节)。
总之，御史台指控苏轼“为作诗赋，并诸般笔墨，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一又九万《东坡乌台诗案》，页4)。从这记录看，苏轼的政敌莫得只盯着一首咏桧诗，而是兼顾“诸般笔墨”。
张讲授说 Eventually, though Su Shi escaped the death penalty, he was convicted…。苏轼“convicted / 罪名设立”，处置却是: 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出狱，去黄州当团练副使。
政治化解释(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苏轼不是因为一首诗冒犯了天子而被捕，单单一首诗也要不了苏轼的命。张讲授在书中也有指出苏轼不悦王安石集团的新法，得罪了新党。
张讲授抨击《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一案中的the absurdity and virulence of 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所谓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即是“政治化詮釋”。
“政治化解释”是如何运作的？张讲授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沒有詳解，但是，咱们知谈张讲授对“为了政治指标而作念解释”莫得好感。
张讲授说过这么的话：“……我相称反对这种为了某种宗教、伦理、政治之指标而歪曲、误读、误解作品文意的阐释，是以我在《讽寓解释》书中尽头强调文本本意的难题，觉得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笔墨面意思意思为基础。”(语见张隆溪《略论“讽寓”和“比兴”》，载《文艺表面研究》2021 年第1期，页7。罗钢《再论“比兴”与“讽寓”——答张隆溪讲授之一》，载《清华大学学报 (形而上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5期)。
上引文中的《讽寓解释》，指张隆溪讲授的英语专著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Ithaca: Cornell UP, 2005)。这本专书第三章有一节名为Poetry and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诗与政治解释)。
张讲授觉得，经典的讬寓式解读是一种高度意志形态化的解读法子。为了安静某一政治指标，经典相同被后东谈主过度解释（overinterpretation），其情愿也因此被扭曲被误解。张讲授列举了《圣经》中的《雅歌》和周朝的《诗经》为例（见于第二章）。
在该书第61頁，张讲授提到...determined by political aims。简言之，解释者为了“政治之指标”而尽头作念出来的解释即是political interpretation。咱们信托，这political interpretation和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2023年) 相去不远。
《诗经》中的诗篇，作家是谁，多数失意无考，因此，解释者如果非得说某诗是某东谈主作家写来表达政见的，那确信触及估量因素 (将解释者我方的估量等同作家之意)，然而，估量无名作家的作意很有可能会猜错。
张隆溪讲授Allegoresis(2005)一书磋议的主如果“经典”的解读，不是苏轼诗的解读，不外，书中第三章也举了乌台诗案为例。
政治化解释(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偶然不当
话说转头，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是否一定不当当？关键是：被解释的原作，本人是不是空泛的“政治诗”，如果是，那么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偶然不当。
苏轼莫得在诗篇中表达对政治的认识吗？苏轼有些诗篇如实蕴有政治信息，正需要接收者(receptors)作念 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举例《和韵答黄庭坚两首》就蕴有苏轼的政治倾向。
简言之，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 本人（政治化的解释）和 absurdity沒有势必的关系，举例：陈寅恪(1890-1969)的诗作，蕴含无数政治元素，须从政治角度进行解释，参看台湾佛光大学吴亚泽所撰博士论文《诗情史笔——陈寅恪政治诗研究》，佛光大学2020年。陈寅恪本东谈主也曾对解释者挖出作品中的政治隐曲默示首肯，并许以“作家知我”四字考语。
苏轼本人即是政治东谈主物，他身陷于政治旋涡中，对王安石新法很故认识，衷心之言，因此，苏轼写的诗为什么不不错有政治含意？如果原诗根蒂即是“政治诗”，那么，解释者使用哀感顽艳的政治化解释不是很相宜吗？
笔者的意思是：不成一刀切、不成事前认定凡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必定不可取。苏轼早年偏疼对政治发表认识，如果读者事前认定苏诗和 politics绝缘，这种前设(presupposition)会令东谈主读苏诗而不得步调。
较妥当的作念法是充分磋议写稿配景，视乎各式写稿分缘再作念具体的文天职析，举例，乌台审讯中，苏轼有时承认我方某诗确是反新政（日本学者内山精也 [Seiya UCHIYAMA] 指出，因为北宋末的乱局，朝廷的高明文献流荡民间，乌台文献流传了下来。参看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 苏轼过甚周围士医生的文学》，上海古籍出书社2005年版）。过分十足化、一味强调政治化解释无益，容易滑向“有过之而无不足之彀”。
复旦大学王水照讲授（1934 - ）说：“苏诗对新法的挫折，有时是全篇，有时是断句，触及到险些一皆新法。”(王水照《苏轼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页144)。
试问：苏轼写稿如果原来就有“政治化”的指标(反对新法)，而读者如王水照以“政治化解释”对待苏诗，岂肯说必定不当? 牵强附合的政治化解释天然不可取，对此莫得东谈主会握异议，然而，何需半上落下？(读陈寅恪的诗，能不谈政治？) 离开了具体的、实质的案例分析，无为而论终究是意思意思有限。
“蛰龙案”和乌台诗案，偶然关连
张讲授磋议乌台诗案以《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为中枢，依据为何？
从张讲授的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2005年)第60页, 咱们找到了条理：张讲授是依据叶梦得《石林诗话》讲述的故事。
张讲授在Allegoresis一书中标示了出处：inLidai shihua,ed. He Wenhuan, 1:410。按：He Wenhuan 即是何文焕，他编有《历代诗话》，此书收录了《石林诗话》。
然而，史料表露：《石林诗话》所载，不是惟一的说法。
宋东谈主王巩(1048—1118)《闻见近录》说：“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
若据王巩所述，取“蛰龙”挫折苏轼之事，正派苏轼身在黄州（另参王水照《苏轼硏究》河北教训出书社，1999年，页375）。苏轼贬居黄州，是烏台詩案审結之后的事。王禹玉（1019—1085）用“蛰龙论”来闭塞神宗重用身在黃州的苏轼。
王巩是什么东谈主？他慎重苏轼的事？
王巩，是苏轼的好友。苏轼诗集之中，有《送颜复兼寄王巩》、词纠合有《定风云·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东谈主寓娘》(按：王巩，字定国)。
不管咏桧诗“螫龙案”出現在哪个年代，张讲授倚重的咏桧诗“螫龙案”，其“解释的暴力”都被宋神宗煞住。苏轼获罪，也不是因为他写了“螫龙”干犯谤君之罪。
话虽如斯，磋议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仍有它本人的意思意思。底下笔者简介一个案例。
国民党迁台后几十年内，个别移居台湾的学者谈《红楼梦》心爱套用“反清复明”框架，举例潘重规 (1908—2003)的好几本文章即是大谈苍生要反满清、要光复疆城，这令东谈专揽意象潘先生可能是“政治指标先行”（先有政治指标再到演义中找“字据”）。
事实是否如斯，难以定谳，然而，《红楼梦》来源也曾声明“朝代年龄，地理邦国，却反失意无考”，故事中的“金陵省”亦然架空的，現在解释者违抗文本所说，硬说“故事配景是清朝、明苍生念念念明朝”，这么能有若干公信力？（参看洪涛《幻笔的艺术：〈红楼梦〉的“金陵省”与“所指上风”释出的要旨》，载《红楼梦学刊》2020年第3辑。这篇文章的简介版，见于“古代演义网”2020年8月16日）。
为何有东谈主宣称《红楼梦》主旨是“反清复明”？惟恐有些学东谈主先落入“贾府故事的配景是明朝沦陷数十年”和“指标先行”的圈缋中，然后借《红楼梦》来印证我方的信念、我方想要宣扬的一套。其实，《红楼梦》故事的年代有金陵省、京营节度使之设，而践诺天下里，明一火以后的日子何来金陵省、节度使？
欺诈这一套路进行解释的杰出人物，连年有廖咸浩《红楼梦的补天之恨: 国族寓言与苍生情愫》(联经出书行状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其论说之关键在所谓“《红楼梦》作家的苍生情愫”。
此外，想必是受其留学国际的配景所染，廖咸浩讲授不免要动用异邦表面来解说、发挥，其论题之广、论域之大，高出潘重规敷陈甚多。
如果《红楼梦》作家根蒂就不是明苍生，则政治化解释（明苍生的政见、态度等等）将何所附丽？哪一位明苍生明确说过我方写了“反清复明”的《红楼梦》？有文献记录为依据吗？明苍生作家自我掩盖、连姓名都不为众东谈主所知？
天然，不管是谁（作家）都有权戏弄一下满清政局，仅仅《红楼梦》中颂圣言辞也有不少，绝非全书处处抨击满清当局。解释者如果只挑有益于己说的书中细节加以发挥，刻意无视书中的大枢纽大配景，能有若干公信力？
套用过“作家已死，读者出生”不雅念(reader-response theory)，解释者就不错越俎代庖以私见为原作意吗？解释者这么作念的话，或有小群体受落，但是，永久未免要遇到读者寰球的“冷暴力”(细则请读者参看洪涛《红楼梦与解释法子论》，北京藏书楼出书社2008年版)。
因此，作家本东谈主、作家本意“藏得多深”才是解释的决定性因素：苏东坡“藏”得较浅，像李商隐那样的诗东谈主“藏”得较深 (参看笔者下一篇文章)。
总结：诗案之本末与纪年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是一册通史。张讲授叙述乌台诗案的始末，即是在通史中呈现了事件的本末。那么，书中乌台诗案部分可视为局部的纪事本末体。
笔者比拟认可郑培凯讲授所说（案件由一篇谢表触发），料定苏轼咏桧诗不是案件的中枢。日本学者内山精也列出乌台诗案涉事诗共49首，其中不包含《王复秀才所居双桧》(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过甚周围士医生的文学》，页267)。
天然，张讲授借“蛰龙案之本末”来磋议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并非全不测思意思。上文笔者磋议过，论断是：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不错市欢政治诗。
纪事本末体和纪年体都是中国历史编纂所用的文体 (参看Hayden White，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张讲授的文学史文章擅用纪事本末体，但是，对于用纪年体写成的《哈佛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张讲授却不快意，评为：“乱麻”“都讲得相称破裂”“莫得太大的价值。”(出处：2022年10月15日上海复旦大学中汉斯文国际研究中心“撰写文学史的挑战”学术讲谈会)。
其实，张讲授书中叙述东坡诗案特详，不即是挑出1079年这一年的事来详加磋议吗？（为什么张讲授对1079年的事件尽头敬重？有何指标？同为文学汗青，刘大杰本、游国恩主编本、北大袁行霈主编本、复旦章骆主编本、台大王国璎本都莫得对1079年案件作念尽头的处理。)
撰有《文学史的权利》一书的复旦大学戴燕讲授高瞻明见，她看到《哈佛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所用纪年体制有若干刚正（戴燕《重写文学史如何可能》，载《念书》2021年6期）。戴燕的认识比拟宽宏，至少反馈了她对汗青各样性(diversity)的尊重。
“咏桧诗蛰龙案”如果付诸纪年的话，应该编在何年？
如果确如王巩所记，借苏轼咏桧诗发难之事发生在苏轼的黄州时代，即元丰三年到七年之间，那么，“咏桧诗蛰龙案”也就和1079年(元丰二年)摈弃的乌台诗案毫无关联。
这么一来，“咏桧诗蛰龙案”的纪年问题可能要挟到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 和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2005) 二书的乌台诗案敷陈。张讲授的中文论文至少两次援用此“蛰龙案”，永别是2004年6月《解释的暴力》一文(页9)、2021年1月《略论“讽寓”和“比兴”》一文（页8）。
以“蛰龙”论乌台诗案，其中的不安因素至少有两个：一、“蛰龙案”发生的时代，有歧说；二、宋神宗也曾决然否决掉“蛰龙”妄说。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 所述之乌台诗案，是否本末和纪年都值得复按？
后话: “闲东谈主”
这里谈一件“诗案本末”除外的“后事”作结。苏东坡被贬后的第四年，即元丰六年，苏东坡和张怀民夜游承天寺后写了篇《记承天寺夜游》，落幕自称苏张二东谈主是“闲东谈主”。
“闲东谈主”与“忙东谈主”相对，正如出事之前苏东坡自认“老”，不如朝廷的“新进”。“闲东谈主”背后似乎另有“忙东谈主”存在。
值得瞩想法是“闲东谈主”是苏东坡自称、自嘲，与“新进”“滋事”等语讥诮别东谈主不同，因为“闲东谈主”只说我方，不涉新党新法，这么写天然多了点“辞谢性”(辞谢再次落东谈主话柄)，虽然张讲授觉得“闲东谈主”是受政治打压后的怨言：behind their forced “idleness” there was a sense of repressed sorrow (p.220)。
此处，张讲授似乎据“闲”字读到笔墨背后的repressed sorrow, 这么是不是等同说出了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所谓sorrow, 到底是从原文的何字何词释读出来的？张讲授强调“任何解释都必须以文本字面意思意思为基础”，构陷许“过度阐释”（2021:1）。那么，为什么能从“闲”(“idleness”) 能读到repressed sorrow?
苏东坡自称“闲东谈主”，有无政治含意？自称“闲东谈主”，指涉范围只限于自身，难谈不是为了幸免再堕入政治风暴中吗？苏东坡的作家之意，妥协释者之意，能一致吗？作家之意比拟难题，照旧解释者之意更难题？
附记一
对于纪年体的作用，请读者参看“古代演义网”2024年3月21日洪涛《诗史断裂是故意为之?——略谈纪年体的作用》一文。此外，对于文学汗青用纪年体和《哈佛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请读者参看“古代演义网”2023年12月13日，洪涛《从哈佛博士非议〈哈佛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谈起（读张隆溪讲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一文。
附记二
2024年5月26日，“古代演义网”注销洪涛《试以远读法 (distant reading) 抵抗守秘式经典史》一文。团结天，笔者发现，张隆溪讲授在2015年5月9日香港浸会大学一次演讲中也说起distant reading, 他说：“意大利学者莫雷利（Franco Morretti），他在好意思国教书，是很难题的一个品评家，他建议一个难题不雅念，即是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我刚刚讲因为天下上文学作品数目惊东谈主，咱们的人命有限，不可能每个东谈主读天下文学。莫雷利所谓远距离阅读即是一个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动作一个比拟文学和天下文学的研究者，天然你要率先对两种或几种文学传统有深化的了解，但是在这个除外，你不可能读统共不同文学传统里的作品，是以你就应该读其他国度学者最佳的学术文章，望望他们讲的那些国度最难题的文学作品是什么，这么的了解就比你胜利读原文有用益得多。”
张隆溪讲授心中的 distant 是指“远距离”，而“远距离阅读”是指“读其他国度学者最佳的学术文章”。
